由于儒家特别是孟子，首先定义人性本善，导致世之君子只能言义不敢逐利，造成夸夸奇谈的看客或者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，于国家没有什么好处。

庄子对一、二、三给出一个如此大胆而富有原创性的语言论解释，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之生存的逍遥之境。庄子此段未必是直接回应老子的，但王弼引用庄子这一说法注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，说明至少在王弼看来是回应老子的宇宙论问题。

这些观念，并不肯定一是什么，二是什么，三是什么(34)。因此，回过头来理解庄子对一、二、三的指引性解说，就会更清楚。下引庄子文皆出此书，只注篇名。老子也有气的思想，如专气致柔(第十章)，但主要是喻指和谐的、生机勃勃的状态。道作为实现原理逐层实现出来，成为具体的真实，这个假设没有问题。

一、二、三是形式上地对世界不断命名的三个层次。《老子》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患近世丧祭无法，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变，祀先之礼袭用流俗，于是一循古礼为倡，教童子以洒埽应对。

惑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故而，文让人、让家、国光明，此即文明。礼乐则本乎天道，依乎人心，人人精心维护，而形成好的、优雅的、高贵的生活方式。西方历史同样经历过礼崩乐坏、礼乐重建之往复：希腊礼乐盛极一时，难免走向衰亡。

若无得体之礼文，则人自身粗鄙，人与人之间的合宜关系也无从表现。礼乐重建，正当其时 每一轮的礼崩乐坏始于精英之败坏，这一轮也不例外。

射、乡食飨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礼乐重建之基本原则就是因中有所损、有所益。伴随着儒教概念提出，有一批人士致力于恢复祭孔之仪。《乐记》：金、石、丝、竹，乐之器也。

现代社会绝非无礼无乐，若真如此，现代社会不可能维系。是故，强者胁弱，众者暴寡。好恶无节于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《论语·学而篇》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

可以说，礼乐重建，其实就是公、私生活方式之修葺、美化，就是文明之光大。到汉代中期，上自皇家、经由儒家士大夫群体、下至基层社会，社会各阶层皆有其礼乐，礼乐基本重建。

这些并非虚语，由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文献可见周代礼乐文明之盛况。于是，教化浃洽，民用和睦。

首先是政治上的冲击：主权国家制度冲击贵族制度，贵族主导的礼乐体系陷入危机，而中世纪礼乐是由世俗、宗教规则承载的。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，也即天道。不过，在此堕落大潮中，一股重建礼乐的力量也在悄然兴起。更为重要的礼乐重建发生在基层社会，此为董仲舒所说的更化。据说，摧毁固有礼乐，即可建立现代文明。正确的态度是，以谦卑姿态，面对习俗。

和亲之说难形，则发之于诗歌、咏言，钟石、管弦。奇怪的是，对于一切重建礼乐之努力，现代精英、尤其是知识分子又不以为然，多数时候是恶语相向。

实际上，西方在早期现代经历过一次礼乐重建。共同的礼乐之覆盖范围，决定着共同体之规模。

这也就意味着，本轮礼乐重建，西洋现代历史确实可以给礼乐重建以诸多启发，甚至一些礼文也可移入。儒生群体从社会各个层面努力，重建礼乐，其著名者为叔孙通为汉家制礼。

唐室为强化权力，打压士族，比如著名的《氏族志》重定事件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对西人贵族风度的向往，表明人们至少认为，有礼是一种荣耀。其结果就是中唐以后以迄五代的社会秩序大混乱。礼乐重建之结果是形成士族。

而这正是礼崩乐坏之观念表现。宋明社会之乐也同样平民化，最可注意者为戏曲。

对此，子贡的一段批评是十分有力的，《论语·颜渊篇》：棘子成曰：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子贡曰：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，驷不及舌。孔子第一大历史性功绩正在于收集、整理、删定礼乐，从此礼乐可道、可传、可学。

礼乐即文明 人因礼乐而成人，共同体因礼乐而联结、而繁荣。戏曲创作者、表演者、观赏者多为底层文人、新兴商人、城乡普通民众，传播忠孝节义、仁义礼智等价值，教化民众，以正人心、明人伦、务本分、一道德、厚风俗、扶世教、补世道。

中国已富，富裕的中国人缺少礼乐，而缺礼少乐，就难以享有优美、得体而令人宁静之生活，也难以得到他人之尊重。然而，礼文又不可一味复古。因此，欧美社会固然是现代的，但现代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放纵。此一历史过程导致贵族礼仪实现了一次平民化转型。

其实，孔子时代就已出现类似观念：《论语·八佾篇》：子曰：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总之，欧洲的城市化过程固然破坏了中世纪的礼乐体系，然而，一套新兴礼乐体系也被人们构建出来。

女子未嫁者，使观祭祀，纳酒浆，以养逊弟，就成德。因为礼崩乐坏，中国也就从春秋之争霸，跌入战国之厮杀，一路堕落到秦制之野蛮化。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 周监于二代，礼文尤具，事为之制，曲为之防。重建礼乐，正是宋儒之核心问题意识。